二. 中国的四次危机异同分析
四次危机的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确划分的。但四次危机发生的周期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机周期在阶段性上可能更加难于明确划分,高涨与危机同步,或复苏与高涨同年；而且周期的时间距离会更短。尤其当非国有(国营)经济渐渐成为主要经济成份,国家垄断金融、外贸和计划控制要素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较少出现以往那种损失惨重的明显的大规模滞涨型危机。
改革前中国处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间发生的两次危机基本一样：工业扩张、投资膨胀的同时农业供给下降；其后是财政赤字导致分配不足,新增生产能力下降引发就业问题……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费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因此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并不明显。
改革后的两次危机则显然与前两次迥异。一是危机形成于投资消费双膨胀造成的通货膨胀。二是对应危机所采用的行政计划手段与改革后的经济结构不适应,过度紧缩往往造成国有企业的生产停滞,反过来再作用于政府财政,形成恶性循环。三是随着市场化的民营经济逐渐成长和海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政府毕竟已开始尝试着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国有资产瓜分狂潮和随之而来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动荡大体就序之后,一个理智的政府将有可能在对以往危机教训的认识中建立起“学习机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起大落地搬动经济杠杆,变幼稚无度为稳健干预。
此外还应看到,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剩余资本对缓解中国资金供给趋紧、市场利率过高的矛盾有愈益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并轨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国际性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的两次危机与同期美国的经济波动做对比分析,会看到某种程度的相似和相关。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政府为了刺激美国经济采取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资本大量涌入美国,造成短暂的虚假繁荣,背后却是企业不堪高利率重负,工业资本出逃,就业水平下降,外国商品包括中国货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地高比例占领美国市场,最终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利率,又使得金融资本出逃,带累不动产业危机。共和党两任总统在利率上的跳跃式调整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不得不让位于民主党。克林顿新的利率政策显然比两位前任稳健得多：利率水平介乎于里根和布什之间---可以认为,这是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内在原因。
三.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比较分析
中国与前苏、东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之所在,即是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对国家以人民公社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而城市改革从“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门根据实际占有的资产和既往收益留利交税,这就静悄悄地使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
堪称无独有偶的是八十年代下半期,当中国的经改开始触及城市工业体制中部门垄断资本的产权问题时,所遇到的麻烦与现在的苏、东诸国如无二致,随着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全民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产权的“灰化”程度越来越大,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早已把“爱厂如家”变成“厂里有啥家有啥”,而各类干部则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门资本份额来进行“资源置换,权钱交易”,社会性的腐败正在蔓延。而从传统意识形态出发,在经济上采取对国营企业“输血”、“倾斜”的政策,则不仅造成数千亿无效益投资转化为库存占压资金和消费基金大量增加,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腐败。
西方舆论界对东欧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诸种问题有不少分析。较为表面化的有两种,一是分析企业本身的问题,认为设备陈旧,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低下,无法运转；二是市场环境问题,不仅政治不稳定,而且缺乏资本市场必备的会计、法律制度和资产评估机构。而要等东欧诸国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他们认为起码还需30年。这种看法在中国推行国营企业承包制的八十年代也曾一度流行过。
无论是根据西方经济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还是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得出的上述分析判断,其针对的仍是苏东诸国和中国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概念。而问题的结症恰恰在于这种“完全公有制”现阶段只是名义上的或理念上的；实际上,无论苏东诸国还是中国,公有制国营企事业单位早已在开放市场,货币交换的同时,静悄悄地转化为“单位所有制(企业所有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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