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绿色”（即对人和环境无害、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绿色生产力），并以荷兰和我国长江三角洲为例分析了“绿色意识”萌发的条件；通过禽蛋业的国际比较，阐明了“绿色生产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作者提出，“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目前农产品出口有阻碍的一面，我国也应该用它来阻挡国外有害生物入侵。最后，作者批评了我国存在的违背“绿色消费”的不良现象，呼吁从自己做起，通过绿色消费反过来影响市场和生产。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绿色壁垒，绿色消费
我国过去研究“粮食安全”，基本上只限于粮食的生产、储备和供应，对发达国家当时讨论“食品安全性”，觉得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这些不久前似乎还只是在发达国家风行的词汇，今天在我国也成了一种时尚，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飞速、巨大的变化。
在当今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主要是指：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协调相处，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显然，我们不企求回到洪荒时代去探寻原始状态的“绿色”。对现代意义上“绿色”的价值的理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反思的结果。本文只针对农业部门来讨论“绿色”，如“绿色食品”、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等等。这里我们无意为“绿色”下严格的定义，但它至少应包括有益人的健康、对人和环境无害、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含义。
首先，我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绿色”为什么是一种生产力？
假定A、B分别拥有等量的、大体上同质的资源，在历经若干代以后，其经济增长的结果却有了天壤之别。那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对资源利用能力的差别，或许是不自觉然而是掠夺式的，或许是自觉的、理智的、科学的。因此：
– 自觉的、理智和科学的利用方式本身体现着一种较强的学习、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较高的生产能力，农业生产力只是其中能力的一种；
– 假定A及其后代A1, 2, …n的资源利用方式优于B及其后代B1, 2, …n，在他们代际之间的n次继承之后，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他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量的差别日渐扩大；
– 在B的后代发现环境的恶化致使自己陷于贫困和落后，损害了农业生产力的时候，懂得环境的损害构成了一种“环境成本”。这种成本表现在：农业产量的降低，生活质量的恶化，一直到土地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水源枯竭、沙漠化、盐渍化等等）。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整个文明的终止；
– B的后代在认识了“绿色”的必要性之后，不得不投入各种资源为前辈的失误偿付“环境债务”，来恢复“绿色”状态（如果还有希望的话），这笔“债务”（资源总投入量）就可以认为是这“绿色”本来的价值；
–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在资源、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之后，达到（或恢复）“绿色”状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竞赛中，是决定谁有希望胜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际比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绿色GNP”的概念 出现了，世界银行已经把“自然资本”即环境和资源的质量作为国家财富一部分进行评估。
农业是与“绿色生产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绿色生产力”的概念。它的“发现”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农产品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凸显了出来。
“绿色”意识是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首要的目标是“有饭吃”“吃饱饭”，不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优先的目标。另外，在人口稀少、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没有生态退化之虞，不存在保护环境的紧迫感，也不会萌生“绿色”意识。可见“绿色”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