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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历史剧“走红”的思考(2)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总之,无论是虚构欲望的乐园还是架设精神的天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电视剧成功地捕捉住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为人们铺设了一条由现实遁往历史、又由历史返归现实的梦幻大道。人们因此满足了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了不满,散发了能量,获得了愉悦(注: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539)。而电视历史剧也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厚土,扎根其间,一天天地枝茂叶盛起来。
  (2)与观众审美心理的投合
  如果说最广泛地体现大众的社会心理使电视历史剧与观众建立了一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那么,在艺术处理上历史电视剧自觉地继承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使它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这是电视历史剧广泛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演讲的漫长岁月中,传统艺术在与大众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一整套话语系统。诸如: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一段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编织充满悬念的离奇情节,演绎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再如:煽情的手段,大团圆的结局……这套话语系统历经了宋元话本、戏曲和明清的小说,直至近现代的文明戏、电影等等,已为人们的审美心理所界定,成为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范式。人们在日复一日地接受这种艺术熏陶时,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有效的对话持续至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对于一个内容丰富、感情跌宕的好故事都是十分热衷的。一切哲理和思辩都必须是在命运曲折、感情复杂的人物活动中才能被观众接受。如果认识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这种特有的心理,而照搬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舶来艺术样式,其结果一定是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群体中遭到排斥。”(注:尤小刚:《思考与发展》,《中国电视》1992年第8期)这恐怕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交相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的绵延传承,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执着惰性。但作为大众文化,电视历史剧首先执行的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职能,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利用传统这一点上寻找到了独特的大众色彩。在叙述内容上,电视历史剧基本因袭了人们熟习的传统故事,讲述的是古老的善恶对抗故事或者男女情爱故事。这些做事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善良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互组合,形成鲜明的比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于观众来说是感受到)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而且,对立元素的二重组合具有一种相对的定向性,即善良战胜邪恶,幸福取代苦难,丑变为美,欢压倒悲……总之,结局是光明美好的。这种格局符合东方民族“脸谱主义”、“团圆主义”的传统审美倾向。当然,这样一元化的二重组合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消解了它的悲剧意义,剔除了理性色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驭繁从简、对比强烈的浪漫写意手法是契合传统艺术特点的。
  这样的叙事范式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也明白地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它因此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青睐。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电视历史剧走红荧屏的现象也许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66)电视历史剧首先适应了时代、社会的形势,同时又及时捕捉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心理需求;其次在创作上遵循艺术规律,恰当地把握了观众心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和作品定位,并选择相宜的叙事模式,一句话,它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屡禁不止”。面对这样的客观现象,我们不难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和指责历史剧也许不是明智的,也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反之从长远计,对于这种具有深厚受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进行冷静分析,加以认真引导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当站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察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现状时,我们不难作出判断。诚如前文所分析的,电视历史剧作为大众艺术在把握自身与受众关系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体察大众心理,贴近平民思想感情,体现了很好的交流、娱乐价值,这对我们调整高高在上的旧有传播观众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另外就电视艺术而言,历史剧作为传统艺术,立足本土文化,尊重民族审美趣味,努力探索喜闻乐见的“中国化”艺术形式,虽然在整体上存在着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迎合有余引导不足的毛病,但这样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在具体创作中,电视历史剧紧紧抓住“情感”要素做文章,突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有些作品的创作上糅合进了现代艺术的戏拟、反讽等手法,这一切对“古老”的历史剧创作来说不无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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