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还是不可挽回的丧失了，以至于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几千年后，今天希腊的土地上也只剩下被岁月雕琢后的断壁残垣。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学才被重新重视，延至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可惜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虽然以古希腊为宗，但大体上也只是借古希腊的尸还基督教的魂。

古希腊文化的没落固然有战争、灾难、文明更替轮回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分裂、内耗的原因，正如尼采对古希腊悲剧分析所述：

……我们已经看出希腊悲剧是如何由于助成它产生的两个根源的奇怪分裂（1）而没落，这个过程和希腊民族性的堕落同时并进，这使我们想到艺术和民族、神话和习俗、悲剧和国家彼此是如何的连结不分。③[1]

虽然今天的希腊名称依旧，但几千年前的辉煌却令人叹惋的失却了。失却了，就会有人寻找。安氏正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反思者，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对古希腊文学的追思和延续，这本身就是一次穿越历史的旅行。

在安氏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文学的影子，无论神话还是史诗，安氏都以现代的人的眼光对它们再次阐释，尤其是史诗和悲剧贯穿于他的作品中。也许只有来自希腊的安氏才能将目光穿越历史的浓雾，将自身安置在古希腊的神殿前的沉思。

 

 

 

禁锢往往能使人创作出振聋发聩的作品，但相对的宽松自由却让创作者茫然得多。希腊在二战后经历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几次斗争，短暂的时间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在军政府时期，更是一个控制思想，限制个人自由的时代，安氏在这样的时代开始他的创作。

安氏1935年4月出生于希腊，早年攻读法律，后到法国学习电影，但并没有完成学业。1970年拍摄的《重建》是他创作的开始，以后拍摄了所谓希腊近代三部曲：《1936年的岁月》1972年、《流浪艺人》1975年、《猎人》1977年，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1984年、《养蜂人》1986年、《雾中风景》1988年，间或拍摄的《亚历山大大帝》1980年、《鹳鸟踌躇》1991年，及后来的《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1995年、《永恒一日》1998年……

精神上的禁锢使作者不自觉的思索国籍、身份、国界、政治、历史、社会……这些主题在他的影片中交织出现，让观者随主人公的旅程一次次迷失，没有目标的旅程，注定了是更漫长征途。

在安氏的一次访谈中，他对自己作品的“公路”特性做过一次论述：

……我的电影大多是关于放逐的电影，这种放逐不只是难民，也是内心层面的放逐。心失去了目标，对把自己也卷进去的世界感到陌生，自己也觉得自己变成了异邦人……这种流浪的感觉是一种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人要越过的国境有时候心中也有，在越过国境之后，真的能取得自己和世界的均衡吗？……如果能够回到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会有什么的样的感觉？人都有回家的时候，越过一个，两个，结果越过很多国境之后，就真的能回到自己的家吗？④ 

从安氏的作品中看来，他为主人公设置的故乡虽近在眼前，又无异远在天边，无法触摸，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注定了旅程只能是更为绝望的一次流浪。

 

 

 

旅行是人类关于超越的象征，表现这种通过超越来达到解脱是一个最普遍的梦想，是孤独的旅行或者朝圣的主题。是在精神的带动下，所进行的一次解脱，抛弃和赎罪的旅行。⑤

作为“公路”情节的安氏的作品，具有所有公路电影所适用的原则：那就是“上路”意味着脱离原有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愿望。在安氏的作品中，使人物上路的动力来自心里，而外在力量是促成一路旅行漫漫绝望的条件。

《养蜂人》中辞退教师职务的斯比洛斯在小女儿的婚礼后，带着蜜蜂做每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心情不佳，但一路上他并没有得到解脱，而是万劫不复。与妻子不默契的会面，与大女儿冰冷的谈话，只有搭他汽车的年轻姑娘好象能与他相互温暖，但他们之间也仅仅在一番爱欲后，姑娘便选择了离开。姑娘明确表示，他们之间没有前途。

《塞瑟岛之旅》流亡多年的“父亲”回归希腊，他的目的是回“家”。这是一个人正当的诉求。但他的身份已经不再得到确认，仅仅因为政府过去宣布好几次他的死刑而使他成为无国籍的人。家已经不在了，虽然他有家人。这同样是一次绝望的旅行。最后，他只能和妻子在浮筏上随着海浪漂流。

安氏为自己的作品加入了更为深厚的内涵：人受困于精神上的苦闷或历史的羁绊、主人公内在或外在的放逐、边界阻隔了人的自由等等。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中的旅行不单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