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公路”的取舍上，安氏也异于常见的公路电影。他的风景是个人的风景，是主人公心情的一种外化表现，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安氏的作品中看到冬季的希腊、海岸线、河流、残破的村庄、边界……让主人公在符合他的心境的风景中向观众娓娓道来他们所思考的问题。这是一种戏剧似的表现方法，如果我能假设舞台无限大，那么我们观众就是在安氏的镜头（舞台）中穿梭浏览。

我将选出自己认为的安氏作品在母题的“公路”性表现上引人注目的几个方面：

分别与重聚：其作品“公路”特性的最直接表现，是流亡者必须要面对的两次洗礼。分别意味流浪的开始，重聚意味着回归，两者都十分具有“公路”性。

绝望的终点：如果说《雾中风景》的终点能称之为终点的话，那么除本片外安氏其他的作品无一是以绝望作为终结的。这是古希腊悲剧的延续，体现着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崇高”的定义。

穿越时间的旅行：这一特点更多体现了安氏在电影语言上的独到见解，他将不同时空的人或事并置在一起，由此引发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但具有长镜头的美学特点，也体现着蒙太奇技法的另一种阐释（镜头内部蒙太奇），同时，也是对古希腊戏剧的传承。

命运悲剧（宿命）：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命运悲剧具有更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跟英雄悲剧相对的。命运悲剧的根结在于主人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存状态中对自身的精神理念或现时状态的一种态度，一种反抗。

历史的凝视（我们看到了什么）：安氏的作品体现的诗意蕴涵在真实与想象的自如转换之中，这是一种超现实的创作态度。在一路沉沦的旅途中，安氏以主人公的心境展示希腊（或巴尔干半岛）的风景，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没有丝毫选择余地的凝视。

以上几个元素构成了安氏作品的主要特性，也体现安氏对于古希腊传统的正视。我将以他的作品（不遵循其作品的年代顺序）分别论述这些元素，来探讨安氏作品母题的“公路”特色以及如何表现这一母题。

《塞瑟岛之旅》（1984年）

在《塞瑟岛之旅》中，一个流亡多年的“父亲”的形象回归故里，他的回归是一次寻“根”之旅，但“根”已被时间斩断。他是内战时期的游击队成员，流亡在外多年，但他已经被希腊政府宣判过几次死刑。他的身份是他的最大问题，或者是他的家人与国家最大的问题。他真实存在（人真实的活着）却也不存在（国家不承认他的身份），这种矛盾成为主人公“上路”的外在条件，因为他真实存在，所以归来，因为不被祖国承认，所以离开。这是安氏为他安置的一种典型的戏剧性情境，象古希腊文学中所有要“上路”的人们一样，如《俄底普斯王》因罪恶感和罪恶两次出走、《奥德塞》向往故乡的漫长的回归行程。都是那么迫不及待，同时也显得那么无可奈何。

这是一次对于政治和历史的反思，按安氏自己的理解在《亚历山大大帝》（前作）之后，他的设想是把历史放在后面，给历史以背景，然后再讲述关于平常人的故事。相信历史，对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承担责任。相信梦想而失去一切的人们，被大海抛弃的人们，这就是斯皮洛（本片主人公）。⑥

作者说的梦想指的是前作《亚历山大大帝》对于制度和体制的一种思考。人们总是相信那些将世界变革得更好的思想，比如共产主义，可当一个制度终结的时候，相信它的人就失去了一切。斯皮洛从流亡开始的一刻就失去了他的梦想。

流亡首先要分别。离开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将自己放逐于“公路”，放逐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追寻自己的某种理想。斯皮洛带着他的理想跟其他游击队员一样在山里坚持梦想，失败后逃亡苏联这段时间中，故乡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化，这些是斯皮洛没有心理准备的。

重聚意味着回归，寻找故乡，寻找家人，寻找自己，是带着一身的苍老和失望的回归。流亡者回来了，他必然得不到他设想的一切，这是造成悲剧的根源。家乡的人已经无法接受一个被政府宣判四次死刑的人来搅乱他们的生活。村长在门口喊着：“手里拿着枪在山里到处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是死人啊，在军事法庭上有四次被判死刑……你还有把村子搅乱的念头吗？你给我走吧！”这是时间上的一次错位，斯皮洛继续着他离开的时候的对于故乡的看法，但故乡却在他流亡的时间中斩断了与历史的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村民和政府拒绝承认斯皮洛也意味着他们拒绝承认国家的一段历史，这是对于自身的一种背叛！安氏在这里体现了他的批判态度。能接受这次回归的只有同样年迈的妻子和坟墓中的故人，见到妻子，妻子一句：“要吃饭吗？”简单却蕴涵了最深层的情感。在坟地中，斯皮洛依次跟那些墓碑上的名字打招呼，这是穿越时间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