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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五种方法是“从思想上辨别”。他细分为四层：第一是“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他认为，“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矛盾而断定其为伪”。[64]这种辨伪法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变的，前后一贯的。所以，根据思想的矛盾就可定其一说为伪。这一前提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的思想往往有发展变化。前后有矛盾的现象今天存在，过
去也当存在。“看定某人的某书最可信”，这种“看定”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也难免出现看错或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梁氏认定 “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因为《系辞》“有很深的玄学气味”，而“《论语》正相反”。其实重视现实和谈论玄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重视现实并不意味他不能或不曾谈玄。即便如《论语》，孔子所谓天，既有“天之将丧斯文也”之主宰义，也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自然义，张岱年先生据此说“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65]若依梁说，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必有一种为伪。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这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有所变化。[66]所以，孔子虽然重视人伦日用，但晚年谈玄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因《论语》之实而以《系辞》之玄为伪。
第二是“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梁先生认为，“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
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
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
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
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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