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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社会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传统的内因，也有外部输入的外因；而外部输入，往往与日本有关。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们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久松义典、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后，吴玉章、李达、李汉俊、李大钊等大多是通过学习和研究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据日本译介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的。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成的。[11]史学界也是如此，学者们认为：
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是在辛亥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并出现了以白鸟库吉和内滕湖南为代表的“东大”和“京大”学派。……这以后中日两国史学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方式出现的。[12]
既然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谈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外因只谈胡适带回的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不论与中国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日本学界的影响，是很不好理解的。
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与其轻视中国历史的总倾向是一致的，这是非常正确的。近代以来，日本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亚入欧”。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日本要与“亚细亚之政教风俗”相决裂；日本人应以自己的行动，使西方人从成见中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区别开来；成为东洋中的西洋国，以亚洲国家身份在亚洲推行西方列强的侵亚路线。对中国和朝鲜的蔑视情绪，混杂着对本民族非理性的优越感和对欧化的庸俗理解,再发展为对外扩张意识，这样，就一步步走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1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明治政府的思想工具，它虽然在表面上埋头于考证旧事，但在其客观主义的背后，却隐藏着最大的政治目的，即宣扬天皇史观，从根本上为天皇制政权服务。[14]鼓吹日本优越，主张侵略扩张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白鸟库吉作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不但致力于朝鲜、满洲、蒙古历史的研究，而且特别关心我国近代政治，写了大量的时论。[15]他鼓吹“尧舜禹抹杀论”，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
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的战胜国的优越感，是为扩张侵略政策服务的。胡秋原说他参加了土原肥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钱穆《师友杂忆》云：
其时尚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指《国史大纲》），倍增国家民族之感。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1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又记抗战时的顾颉刚说：
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209页，同前）
钱玄同的“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对自己早年疑古过勇的反省，这也可能包含有对自己早年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自责。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在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前，钱玄同、顾颉刚怎能无动于衷？由此看来，顾颉刚对于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确实是有难言之隐。50年代初期批判胡适，顾颉刚就竭力否认胡适对古史辨运动的影响；[16]80年代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则不提康有为之学。世异时变，认识也跟着变，说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顾颉刚疑古从未言及白鸟库吉，就不应当感到奇怪。这些分析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等待着新的史料面世来检验。
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17]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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