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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老子》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老子》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老子》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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