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地理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理政治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综合考虑产生这个总体的各种因素，以便更好地认识全局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式的思考方式作用下，地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本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古文献中有关生态政治的思想颇为引人注目，可视为政治地理观念的先河。古人叙述山川之形势，陈列物产之所出，实与国家之兴亡，天下之治乱息息相关。《国语.周语上》引伯阳父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国）亡之徵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山川河流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是如此唇齿相依，因果相系的。
山川地理同人及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宗教思维惯常的解释是通过神灵作为中介者来建立这种关系。而抱有人本主义世界观古代思想家则以圣人或圣王来充任此一中介。《大戴礼记解诂》注引曾子曰："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天地山川既然都是为圣人宗主天下而设定的，那么叙述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也当然是为圣人治天下所用。这就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观。受此影响，有关国土的观念当然是以某种山川地理的集体表象为根基的，不过，这种集体表象却又同史前信仰密切相关。《山海经》一书对此种古老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书中每述及一地一山，必要交代当地的祭祀情况，各种奇异的山神形象也是屡见不鲜。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迪韦尔热所说，我们目前掌握的有关史前期人与土地及环境关系的知识告诉我们，这种关系带有神秘和迷信特征："土地、树木、植物、动物、河流、湖泊都被看作是可以与之保持人际关系的超自然力量。通过祭祀可以得到这种关系，违背禁忌就失去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讲，领土也被人格化、主体化了，而不是被看作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客体。"（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5页。）这些论述有助于理解《山海经》为何在记述山川形势和动植物分布之后总要归结到祭祀的仪节方面。只有通过世代相沿的祭祀礼仪的象征作用，圣王对国土的控制才会得到传统信仰上的支持。地理知识对于维系政治权力的绝对必要性也是通过祭祀活动而得到突出表现的。可知，政治地理学的前身必然是某种宗教政治的地理观。《山海经》可作为此种宗教政治地理的标本来看。
三.同心方空间与"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
现代的《山海经》研究者发现，这本书中反映的国土观念不同于儒者之"中国"观，乃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大世界观"。 如蒙传铭所说：古代儒家相传之地理观念，谓普天之下，皆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海。而《山海经》之作者，以为四海之内为"海内"， "海内"之中有五山，而中国在焉。四海之外为"海外"，"海外"之外为"大荒"，"大荒"为日月所出入处，且在"海外"与"大荒"之间，尚有许多国家及山岳在焉。故就地理观念言之，儒家所谓天下，犹今言"中国"； 《山海经》之作者所谓天下，犹今言"全世界"也。这位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不论《山海经》的"大世界观"还是儒家的"中国"观，都受制于同样一种自我中心式的想象作用，因而体现了政治地理观的特征。
阅读《山海经》一书给人的深刻印象首先就是那五方空间秩序井然的世界结构。这种按照南西北东中的顺序展开的空间秩序并不是从现实的地理勘察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是某种理想化的秩序理念的呈现。以位于中央的《中山经》为轴心向外逐层拓展的同心方区域划分，更不是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一种既成的想象世界的结构模式向现实世界的投射。日本学者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指出，各学科中的空间概念有很大不同。研究者意识到，基于文化背景的空间认识与此类概念的使用密切相关。"来自生物学的报告指出，人类以其陆上生活的特有体形所能认识的空间，与鱼类和鸟类所认识的空间是根本不同的。精神病理学的报告指出，正常人所认识的空间与精神病患者所认识的空间也是根本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则告诉我们，不同文化的空间认识也各具特色。爱斯基摩人的地图标示着道路与河山弯曲的形状及其数值，图示出一天能够旅行多远;密克罗尼西亚人具有以星座和一系列岛屿为基准而标示出正确海路的非对象性海图;巴厘岛人通过方位来表述人类行为，如把桌子拉向南面，朝东方敲击钢琴等;人类是戴着’文化’这一滤色镜来认识空间的。"空间认识本身及其可能表现方式，因文化水准不周而有所差异。空间表现方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公认的符号、手段和技术。同一文化集团所持的空间认识具有的共性，可以将其和其它文化集团相区别。
|
|
| [返回顶部↑]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