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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陶望龄这是就制义之文而发的。奇丽和平淡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当时明代的制义之文雅好奇怪之风，以博取主闱者的青睐，因此茅坤说：“近来举世已多务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眩眼。&127;”（《与胡举人朴安书》）而陶望龄主张寓奇丽于平淡之中。他说：“文之平淡者乃奇丽之极。”（《歇庵集》卷十六《甲午入京寄君 弟书五首》其一）但奇丽与平淡并非陶望龄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内外之别才是陶氏论文的精要所在。内者：“自胸膈中陶写出者。”外者：“剽贼沿袭者。”晚明文人反对模拟因袭，但理论各具特色，有尚情，有求真，有唯求自我，独抒性灵，但除了性灵论前人语焉不详之外，其它都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传统范畴。而望龄的内外之论堪称独创。
陶望龄之所以拈出这两个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的范畴来论文，首先是因为王学当时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所致。众所周知，王学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程朱认为“遍求”事物方可“达理”，要即物穷理。王阳明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心即理”。虽然王学也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阳明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认为“心”与万物同一。但是他特别申论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心”才是最高本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乃至又衍生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结论。陶望龄深得王学宗传，一方面主张“道”（心）“事”无碍，云“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道之外必无事，事之外必无道。”（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另一方面也以心为本体，心为主宰，云：“向在京师，时苦诸色工夫间断难守。忽一日，觉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机，至无而有，至变而一，自幸以为从此后或易为力矣。”（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心”以哲学的观点言是生化万物的本体，在道德的角度而言是善的“尧谓之中，孔谓之仁，至阳明先生揭之曰良知。”（同上）在此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创作的“内外”论，肯定了“胸膈中陶出的”，无论是奇丽还是平淡，都是自然之文，都是好作品，相反，则是“劣骨相”。象王阳明泛滥词章，遍读考亭之书而终无所得，后出入佛老而学凡三变，“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本传）一样，陶望龄也经历了一个诸色工夫难守的痛苦过程，也是由“泛滥于方外”，（《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而“觉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机”的。“悟”是王、陶学术思想变化的契机、手段。不管是王阳明对佛教“阳抑而阴扶”，还是陶望龄引湛然、澄密、云悟等人“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公开认同佛教，他们都受佛禅的影响，因“悟”而明心。陶望龄也以此论文，虽然他所说的是如何学习“时文”，但也可透视出其文学主张在于得古人真精神，而非一篇一句地步趋形似。
可见，无论是陶望龄的“内外论”还是因“悟”而得“古人机杼”，都是植根于王学乃至佛禅的理论之上而与复古派颉颃的。
四
陶望龄的创作成就主要在诗歌。数量不很多，但无不受其“学”与“思” 的浸润。作品的成就诚如钱谦益所云：“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周望为眉目。”（《列朝诗集小传》）不顾他人劝阻，与袁宏道等人相推求，谈禅论学，赋诗论文。诗歌也以清新自持，为晚明文坛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对陶诗的分析和评价，兹以朱彝尊所论谈起，朱氏在《静志居诗话》中云：
周望早年诗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中岁讲学逃禅，兼惑公安之论，遂变芸夫，荛竖面目。白沙在泥，与之俱黑，良可惜也。
朱彝尊对公安派的偏见实质是复古派文人的老调重弹。陶望龄与袁宏道的过从在当时即受到讥诃。陶望龄云：“袁中郎礼部，天才秀出，早年参究，深契宗旨，近复退就平实，行履精严，然不知者或目为怪罔，而疑仆不宜于游，仆何人，而敢与中郎游乎！”（《歇庵集》卷十五《与友人》）陶望龄本人对其很不以为然。事实上，陶望龄早年的“清越”之音在王、李结习之时，已成诗坛“眉目”。（《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与宏道实为志趣相得者的唱和附随，“芸夫、荛竖”之谓，完全是封建文人卑夷民众的偏见。而“诗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颇值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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