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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如果说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做法有些被动消极、甚至还有些情欲上的不健康的色彩，那《吴衙内临舟赴约》中贺秀娥的大胆行经应该说对封建礼法的彻底的背叛，是健康的人性表现，。她的做法已超出那个时代，有着早期妇女性解放的味道。她不但自己做主私定终身，还大胆的采取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很前卫方式去保卫自己的爱情、挑战所谓的“贞洁”。身为官宦小姐的秀娥，在当时的社会里本应足不出户，乖乖在闺房中做些女红，只等父母为其把终身大事来定。偶然的机缘却使她遇上了仪表俊雅、举止不凡的吴衙内，二人彼此一见倾心，因两家的船即将各走东西，秀娥便下决心，让吴衙内跃舟而来，与其在自家船上闺房中结为连理，并想尽办法遮住父母耳目。此二人婚姻大事不经父母、不用媒妁，自己悄悄做成好事，事后虽为父母得知，为保守其女的名节，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秀娥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极其叛逆的，也是非常前卫的。她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女性权利与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压抑人性、压迫妇女的封建文化的挑战与反叛，是女性生命有意识觉醒的一种标志。性欲，被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用男权文化来强制塑造顺从礼教的理想性格，其结果必然引起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冲突，最终造成女性自然人格对社会的反叛，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背道而驰，不被正统社会所接受。然而从二人最终的圆满结局上可以看出，这种背叛整个社会秩序森严的禁欲桎酷的行为，被市井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封建礼法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妇”观念在这里已失去以往的绝对地位，妇女们为自己正常的人性需要已经敢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人性受到肯定与尊重。从这里反映的关于女子大胆冲出“禁欲主义”的樊篱的勇气和行动，可以看出女子已消除了“贞妇”观念的挟制，她们用实际的行为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女性自我价值的一次解放，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三言”针对封建社会的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写爱情故事中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和冲破禁欲主义樊笼的新意识，这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而生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兴盛，与反传统禁欲主义新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三言”中的女性追性爱自由，折射出与以往传统贞洁观不同的新观念——贞洁不在是女性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它可以自由灵活的服务于幸福原则。其意义也不在于是不是显示记载或摹写生活，而在于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向，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人（特别是市民）的欲望和审美追求——对物质享乐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意识，及其产生的思想上的哲学基础——王学左派的反传统思想，使女性形象有可能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而显示出超越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
三、超凡的人格与才智
（一）超凡的才智与胆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崇尚、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可以博通古今，出将相，无所不为；女子则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即便是名门爱女，父母让其读书识字，也只要她识些姓名，学“妇德”而已。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父亲让他“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知德”、学“妇道”。女子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力，便无施展才能的场合与机会，这使她们的聪明才智逐渐被压抑和扼杀了，结果形成了看似男子在才智上高于女性的现象。“三言”中的不少作品都以男女对照的方式，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赞扬了那些在学识、才智、能力等方面堪称“巾帼英雄”的女性。说明女性才思敏捷，聪颖机智，只要给予发挥能力的机会，就不会比男子差分毫。在封建礼教社会里，丈夫是家庭的支柱和主心骨，家庭内外事宜均由丈夫来决定，妻子则不过是生儿育女与做家务的工具，受女戒的限制，只能生活在家听深闺之中以来于丈夫生活足不出户，侍夫教子，作丈夫的附庸 。仍然而，“三言“中却有不少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妇女在家庭中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才干和能力，享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和憧憬。《施润泽滩阙遇友》有一定典型意义。小商品生产者施复与喻氏两人，养蚕织布，“开起三、四十张织机”，主人公喻氏看市平凡，实际上是一个市民阶层的新女性，她有一双勤劳致富的巧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程度的独立经济地位争取了独立人格。夫妻之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夫妻关系，而是平等和谐、互相尊重、遇事商议，共同劳动的新型家庭关系，体现了晚明江南地区男女在家庭生活及经济中的平等地位，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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