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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中易犯的错误——关于关税的多面改革及对高技术产业的补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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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2、 对研究与开发的最优补给： 如何才能够将这一模型扩展开，以使其更多地考虑高技术行业呢？这类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的生产必须通过对研究与开发的大量投资才能得以继续前进。这就意味着，对于一种高技术行业两个期间的分析框架将更为适宜，即企业首先进行研究与开发投资，然后才在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根据斯潘塞和布兰德（1983）及尼亚里和莱希（1996）的研究，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这个模型可以按这个方向扩展。
假定在阶段1中本国企业必须发生固定成本F（k）， 这种成本随着它在R&D上的支出k而不断增加。对这一支出的回报是它会降低在阶段2中的生产成本。这是通过将K视为阶段2的销售收入函数中的一个自变量而获得的，其中R[,k]＞0。最后，R&D支出可以从补贴σ中获益。在这些条件下，该企业的利润函数不再是式（21），而是：
π（k，a，b，σ，s）＝－F（k）＋R（k，a，b）＋σk＋sa
（27）
现在我们假定本国政府与两个企业参与一种子博弈——一种完美的三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政府设定两种补贴率；第二阶段，两个企业选择它们的R&D水平；在第三阶段他们都和以前一样选择各自的行动。为了解这个模型，我们通过这些阶段往回看。在最后一个阶段，两个企业像在前面的小节中一样采取一种静态的博弈。本国企业的一阶段中还是式（23）。在第二阶段中，各个企业选择他们各自最优的R&D水平，并把他们对第三阶段对策的影响考虑在内。 因此本国厂商在考虑选择R&D投入水平时，不仅考虑它对未来利润的直接的或“非战略性”的影响，这可能用π[,k]表示；还要考虑它对第二阶段博弈环境的战略性效应的影响。因此，R&D的一阶条件是：
dπ db
──＝π[,k]＋π[,b]──│k[*]＝0 （28）
dk dk
这里π[,k]＝－F'＋R[,k]＋σ和π[,b]＝R[,b]。条件db／dk是第二阶段时外国厂商的行动的影响，本国厂商认为这种效应影响源于它的R&D投入的增加。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求解这两个第二阶段的一阶条件计算得出，这也是它被描述作为对外国厂商的R&D选择，k[*]， 的制约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最优化政策是什么呢？如以前一样，在没有国内消费的情况下，福利等于利润减去补贴支付。
W（k，a，b）＝π（k，a， b，σ，s）－σk－sa＝R（ k， a， b ）
－F（k） （29）
对其完全微分，并将本国厂商的一阶条件代入可得
┌ db ┐
dW＝│－σ－π[,b]──│dk－Sda＋R[,b]db （30）
└ dk ┘
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很明显，他手中的两个工具手段（σ和s ）使他能直接有效地控制本国厂商对k和a的选择。至于对外国厂商的选择b，他也可以象在前面小节中的单一阶段模型中一样，通过使外国厂商沿着他的反应函数移动而间接地予以控制。唯一的复杂之处在于相对应的反应函数愈发显得复杂，因为它也是外国厂商的一阶条件的解，那是和式（23）与（28）相应的，即：
解出这两个条件式子，政府就可以得到外国厂商的行动，它是本国厂商的两个行动的函数：
b＝B（a，k） （32）
将此导数代入式（30），并令其等于零，可得到最优化补贴为下：
db
σ＝－π[,b]──│[k[*]]＋R[,b]B[,k]和s＝R[,b]B[,a] （33）
dk
令条件B[,k]＝0，可以简化上式：因为两家厂商在第一阶段并未直接地展开竞争，所以k对b的影响是次要的，完全可以忽略掉。这样式（33）的最优化政策就显示了一种很清楚的劳动分工。第二阶段的出口补贴s 是为了使本国厂商在第二阶段做出一种斯塔克尔伯格选择而支付的，而对R&D的补贴σ正好抵消了这个战略性的影响。再者， 这两种手段的符号显示了与静态竞争博弈一样的模糊性。第二阶段的出口补贴公式与静态博弈的公式一样，因此它的正负取决于第二阶段行动是一种战略性替代还是一种战略性补充，至于R&D补贴，它具有与s相反的符号。如果第二阶段的行动是战略性替代，那么战略性效应是正的。套用富登伯格和蒂罗尔（1984）的术语，本国企业采用的是一种团体的领袖的策略，通过“过量投资”（相对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状态，其中R[ ,k]＝F’）而使自己在第二阶段竞争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最优化政策是通过征收一种R&D税来“限制”这个企业。相比之下， 当第二阶段行动是一种战略性补充时，企业采用的是“投资不足”的“自大的没脑子的小伙子”战略。例如，在伯特兰竞争中，企业有一种减少投资的动机以便提高竞争对手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最优化政策是给予R&D 补贴：这个“自大没脑子的小伙子”应该得到鼓励。
斯潘塞和布兰德（1983）得出了战略性替代的结果；而有关战略性补充的结果在尼亚里和莱希（1996）之前似乎无人提及。这两个结果放在一起显示了经济政策理论的这一分支所体现的悦人的统一性，但是对于政策的行动第一主义而言，则没有什么安慰可言。与被我称为QUART2的布兰德（1992）推测正好相反，当动态的行为考虑在内时，困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静态理论的模糊性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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