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法西斯独裁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见Winslow，1995）。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2.1 第一大危机，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80；Relph，1976； Norberg-Schulg，1979，1984，俞孔坚，2002）。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Cosgrove，1984），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 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或者别的？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