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以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
1．第一大危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冶资源，体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景观是让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5000年了，人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康熙乾隆，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没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4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冶的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现代中国人，准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晨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敞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列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次凸显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当代中国设计师应效力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绝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