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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 。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 。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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