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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虽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规定了乡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划定了乡政权力和村治权力各自的运作空间，但中国自上而下（中央—地方—基层）的压力型政治体制以及乡镇在这一体制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乡政权力与村治权力在结构上的断裂，同时，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 以及乡、村利益的分殊，又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乡政权力与村治权力在功能上的冲突，由此导致两种权力的运作界限不明、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从总体上看，代表国家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政权力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大量的个案研究显示，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的乡政权力既可能是村治权力成长的有力推动者，又可能是它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说在村庄场域村庄精英和村民究竟能拥有多大的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乡镇。遗憾的是，多数乡镇对村治权力采取的是排斥和抑制态度。
三、扮演主角的村庄精英
在村落场域的三重权力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三重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概括力、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如早期的“双轨政治”（费孝通） 、“士绅操纵”（孔飞力） 、“士绅支配”（周锡瑞） 、“经纪体制”（杜赞奇） 。近期的“主人—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 。“边际人”理论（王思斌） 、“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 、“庇护关系”理论（Oi ,Jean C）。 这些概念（理论）多少带有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的印记，即依靠财富、地位和权力这三个范畴进行定义。 这里本文无意讨论精英概念的具体内涵。根据行文的需要，我们把精英限定为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庄精英。贺雪峰、仝志辉将之分为治理型村庄精英（治理精英）和非治理型村庄精英（非治理精英）， 吴毅提出了“村治中的政治人”的概念 ，党国印阐述了“乡村权势阶层”现象 。我们则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再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首先，我们主要把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其内涵和外延大体类似于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指以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主要干部为代表的干部群体。其宽可以包括党支部正副书记、村委会正副主任、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妇联主任、共青团书记和会计等，其窄只指党支部正副书记，村委会正副主任等村里的主要干部。体制外精英主要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包括宗族头人、宗教领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富裕起来的经济能人等。下面分而述之。
（一） 体制内精英
1、村庄性质与体制内精英
体制内精英掌握和运用村庄自治权力的状况不仅受制于国家权力特别是乡镇政权力而且也与村庄的性质直接相关。仝志辉、贺雪峰在《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一文中，按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二维因素把村庄性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1、在社区记忆较强，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的村庄，当传统资源被少数人独占时，体制内精英往往由具有传统权威的宗族精英或宗教精英担任。当村庄治理精英在国家过度提取资源情况下进行村庄治理时，他会备感为难，村民此时甚至可能漠视他们的影响，而认可一些传统的宗族或宗教精英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2、在社区记忆强，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的村庄里，有经济能人，有传统权威，有两者合二为一的“高大威猛型”精英。高强度的村庄社区记忆会带来将精力、金钱、关系投资在村内事务上的足够回报，富裕的高大威猛型精英有着将生活世界面向村内的理由，他们很可能充任村庄治理精英，这种情况下会极大地提高村庄权力的合法性。但同时由于非治理精英的强大，体制内精英的国家代理人意识就比较弱，而大多成为村庄秘密的守护者和村民利益的庇护人，有时甚至和村庄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来自乡镇方面的侵害。3、在社区记忆较弱，经济社会分化相对剧烈的村庄，经济资源往往掌握在村中那些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容易成为村中的政治性人物。经济实力雄厚的现代经济精英被吸纳在体制以内，成为治理精英。此类村庄社区记忆弱化，体制内精英当家人的意识不足，而代理人的意识强烈。4、在缺乏社区记忆又缺乏经济分层的村庄，除村干部外，缺乏在全村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普通村民一般处于原子化状态。体制内精英一般难以从村庄内获得相关利益，此时他们更乐于充当乡镇在村庄的代理人，以便从乡镇获得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此类村庄的体制内精英们在当前村务和政务合一的乡村关系前提下，可以在为乡镇办理政务时，获得利益多多的好处，这种好处不仅有乡镇行政对他的赞赏和经济上的奖励，而且乡镇行政在眼见他办理村务中谋取私利时，不闻不问。这种被选上来的体制内精英在缺乏村中价值支持和原子化村民强力约束的背景下，变成了赢利型经纪。 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北方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上述中的后两种，占全国村庄的大多数，我们想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此类村庄中，体制内精英处于干部系统和民众系统的边际地位，也正好处于乡镇干部、民众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点和利益矛盾的触发点上。在目前国家与农民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农民负担日趋变重，治理精英们在夹缝中工作，一方面他们拥有相应的职位所界定的政治身份，他们的工作对象是必须完成任务的村民，此时他们运用的是政治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由传统习惯所界定的私人身份，此时他们运用的是私人原则。政治原则要求他们把亲疏远近的私人原则放到一边，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给治理精英们留下一个须妥善应付的难题 。于是一方面为追求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一方面背离亲疏远近的私人原则而遭受村民们的唾骂，治理精英们面临着村庄权力合法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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