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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 ——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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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二是由于乡镇“五小”企业发展所造成的。在农村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二元结构体制制约了农民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不能向农村以外的地区和部门转移，农民只有就地办乡镇企业，摸索出一套“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土办法来办乡镇企业，来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大多属于“五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改革之初，为农村的发展，为农民收入增长做出了贡献。“五小”企业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环境和资源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陆学艺，2001）“五小”企业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的生态环境，现在人们已认识到不关停并转是绝对不行了。但是，对于“五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并不那么容易，主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五小”企业虽然环境污染严重、能耗高，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的乡镇来说，可能是财政收入的支柱，关了“五小”企业，就断了政府的财路。因此，一些地方的政府对于“五小”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会小会上报告说早关了，而实际上还在生产。“五小”企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从长远来看，破坏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环境，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许多地方农民就是由于环境破坏无法生存，而不得不背井离乡。
三是由于农村盲目开发所创造的。农民苦，农村穷。穷苦的农民大多找不到好的致富路，因此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现有的有限资源是农民能致富的捷径。所在，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开发自然资源的热潮。资源是有限的，盲目开发引发了很多不利后果，主要表现为水灾、旱灾、沙漠化、环境污染、山体滑坡等，虽然有些农民因此致富，但是自然环境破坏可能会使农民在灾害面前功尽弃。市场对于农村的这种盲目开发表现出无能为力，农民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下，吃了子孙饭，断了子孙的财路。
四是由于地方政府盲目引进所引进的。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引进外资往往提供十分优惠的条件，对于一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也不加限制，只注重引进的项目数和资金额，忽视环境保护，经济虽然在短期内发展，而农民生存的环境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之三：政府与市场交叉失灵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不仅有单方面的政府失灵，也不仅有单方面的市场失灵，还是更严重的方面，即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同时失灵，这种交叉失灵，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更大。
1．政府与市场交叉失灵的表现之一：土地产权的残缺性
土地问题历来是农民问题的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抓住了这个核心，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将土地归还给农民，从而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对农业进行改革的关键措施就是从农民的土地改革开始的，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将农民从大集体中解放了出来。当前，“三农”问题及其外在体现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从根源上说，最终还是土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认为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而实际上土地问题（主要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并未从根子上解决。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并且长时间不变，其长处是农民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成为长期使用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市场主体，突破了政府干预下的高度集中计划。” （陈文科，2001）现行土地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农民是拥有土地使用权,那么相对而言,谁是土地的所有者呢?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此可见，农民的土地所有者是集体，代表这种所有权的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这就出现了这样一对矛盾：家庭承包制赖以存在的是土地，但土地却不由农民支配。这种权利的不配套，制度的残缺，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经济和政治发展。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引发了政府失灵。这种失灵主要表现：一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以产权的所有者身份通过各种名目（如三提五统）去收取“经济租”(Economic Rent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会要求土所有权在经济上有所实现，这种实现的形式就是地租。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的两权分离，“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基层乡镇政府、村委会有理由去要求这种实现，他们有权向土地的使用权的拥有者——农民征收经济租”。（张岸元、白文波，2000）这种经济租的外在表现是“三提五统”，而“三提五统”的一些古怪名目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如“民兵训练费”，“基干民兵”早在十多年前就已销声匿迹了，再收费何理之有？），现在将各种费集中为税，这部分税其实质还是“经济租”，而且是将这种经济租合法化、明确化。这种土地产权制度是乡镇政府农场化的基础，也是“各级政府官员以国家权力为名侵害农民利益的制度条件。例如50年代推行合作制——集体化，现在则是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这些都造成了惨重的制度成本代价。”[④]所有权缺失，使农民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无力抗拒，利益时常受损，农民有限的收入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收走一部分。二是政府和村委会可以用法律手段从农民手中合法或不合法地“征用土地”，时常引发土地权属之争。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保不住自己的土地，就会引发上访、围攻政府等事件，恶化党群关系，使政府无法实施治理，农村社会稳定也会成问题。三是土地资源的有限以及土地细分化，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缺少内在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的农民进行考察后得出“农民也是经济人”的结论。其含意是指农民经过世代耕耘，已经对自己的土地资源实现了自认为最为理想的配置，仅靠内在动力很难改变其种植的方式。要想产业化，实现增产又增收，必须要有外生变量的介入，如实现产业化，农民种什么就能卖什么，而不是种什么，什么就卖不出去。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也引发了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逐渐福利化。现行的土地分配是以自然村为基础，以村在册户口为依据将土地分成若干等级，然后平均分给每一位农民，这种做法的客观结果是将土地福利化了。这种土地的分配方法造成农户土地十分分散，按土地的肥力将土地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以达到绝对的“平均”。同时排除外来者的介入，土地只限于自然村之内进行分配，未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将土地转让外来者承包也不行。土地福利化使土地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这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很必要的，但是限制了市场调节功能，使土地不能体现市场原则。“一个农民在对小面积土地进行耕种时，如果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收益很小甚至成本大于收益，他就会考虑将土地的承包权转让出去，如果土地的承包权不允许转让，他可能就干脆将土地抛荒。” （蔡华，2000）土地的福利化，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农民增收。二是土地经营无法形成规模。农民收入增长要靠土地的规模化生产，由于土地面积是有限的，粮食增产也是有限的，因为一亩土地上总不能再“放卫星”产出十万斤粮食来，所以只有靠土地集中到某些种粮大户手里，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增收。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无法是按人口均分土地，而不是按生产能力来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与专业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相冲突，无法实现大生产，分散的细小的土地不利于生产的集中，降低成本这条路走不通。三是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其它生产要素也无法进行农业部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要素计入农业的生产成本之中，也不能像其它生产要素一样进入市场，反过来其它生产要素（如金融资本）进入农业也受其影响，这种一来农村倒像成了一个封闭的王国，封闭的状态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力量无法引导农民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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