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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引入与利益主导 ──余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与思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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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农村工作当然不止是收取提留，过去说“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的种种要求。但是，站在农民利益的角度，你又如何将那些农民认为有损他们利益的事情在民主化的条件下通过村干部贯彻实施下去？村干部在民主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继续充当乡镇行政的下级吗？分散经营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税费收取一对多的工作量，而且决定了推进现代化的政府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需要以一对多的直接面对农户的方式来推行，此种情形下，乡镇离得开村这个老下级吗？
四、老问题与新制度：沉重的结语
制度引入是容易的，但是，新制度的成功引入并不意味着老问题的自然解决。余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本身是作为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的一种布置下去的，只要上级将有利于农民的制度安排真心落实，这种制度安排就一定可以成功，更何况政府为余村的选举试点作了大量的工作和投入。但是，余村成功的选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乡村关系这一老问题。也就是不能解决在国家与农民总体关系较为紧张背景下的中介组织问题。在面对新制度成功引入的喜悦时，千万不能忘记在当前农村的工作中实质性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千万要警惕运动式的制度引入与悄然滋生的乡村断裂所具有的风险。换言之，在制度引入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乡村关系问题，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五、题外的讨论：调查中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余村调查中，笔者发现制度引入过程本身正悄悄改变着农村长期形成的治理格局，择要叙述如下：
1、 选举对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产生的影响
长期以来，农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当然而然的“一把手”，实际上在村务决策和村级治理诸方面起着决定作用，依新颁布的《村组法》，即是“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是，一方面村民自治本身决定了是村委会主任而非村支部书记是村的法人代表，是由村委会而不是由村党支部办理村民自治事务，因此《村组法》规定，村支部“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换句话说，在村级治理中，应由村委会掌握“事权”，而非村支部掌握“事权”，具体比如“村委会主任财务一支笔”，“村委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等等；另一方面，《村组法》明确规定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准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即是说，村党支部事实上不再掌握“人权”即“村干部任免权”，如此一来，村党支部书记的“一把手”地位就成了疑问，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亦成问题。余村原村委会主任在落选后尚拿着《当选证》找工作组说工作组违了法，指责说过去与村支部书记不和，村支书在选举中暗地里做了手脚，若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在工作中与村支书产生矛盾，村支书既无“人权”，又无“事权”，他如何保住“一把手”的位置？他说话村主任不听，村主任说话他却必须听。用我们调查中一个支书的概括即是“主任可以不求支书，支书却不能不求主任，因为支书没有‘人权’，而主任却有‘事权’。”
支书“一把手”的地位和村支部领导核心作用的形成，是村支书长期垄断村级治理权力（既包括人权也包括事权）所形成的。一旦支书的权力旁落，其一把手的位置就会自然旁落。我们在某市调查了二十余个村支书，他们一致认为，之所以当前他们仍然是村里的“一把手”，原因是他们事实上掌握着村干部任免权，且基本上控制着村级治理中的“事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笔者以为，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不应该天真地相信没有制度基础和现实基础的权力可以延续。
2、村民的分片与竞选策略的采用 现在村委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村民小组则相当于“生产小队”。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小队作为“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单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和共同生产单元，集体共同生产的经历不仅遗留下村民小组内相互熟识的人际交往，而且遗留下相当一致的共同利益关系，诸如共同的水利设施等。而村民小组之间，人们即使认识，也远不如同组人之间熟悉，公共事业建设上，不同村民小组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一致。因此，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小组成为特殊的单元，往往不是由宗族，而是由村民小组来划定村民的选举倾向。在余村，预选正式候选人时，各村民小组所得选票最多的人一般都是本组的人，但最终全村投票汇总，最高票大都是在任村干部，即与乡村能人只有本组村民了解，且各村民小组都希望本组的村民当选村干部以为本组带来好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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