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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如此看来，从农民工加入工会，到他们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保护，还要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广东省建工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凤年在谈到为农民工维权时，连说：“难、难、难”——作为广东省具有特级建筑资质的国有大型企业，该集团下属３０多个建筑公司，固定职工２．８万人，签了劳动关系的合同工有１．１万人，而更多的则是没有合同的临时工。单在广州市就有３００多个工地，以每个工地最少２００个临时工计，就有６万人。
陈凤年说，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建筑行业的大环境有关。由于市场不规范，工程建设方大都要求带资建设，包工头有钱、有关系，有办法拿到工程，他们缺的往往是建筑资质，或过硬的企业品牌，便挂靠在国有大型建筑企业身上参加招投标。
以广东建工集团为例，１９９６年以前自营完成的工程占８０％，而到１９９８年以后这个比例开始倒转，现在自营部分只占１０－２０％，有８０％的工程是通过联营分包的方式完成的，实际上就是包工头的工程，包工头自带资金、自带人马，挂靠单位只是派出几个管理人员，保证工程不出质量问题，临时工的权益维护就是包工头的事了：是否能按时足额拿到工钱，是否加班加点，出事故后能否得到合理赔偿，都是包工头说了算。至于买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更是不可能。以去年年底的“清欠风暴”为例，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找上门来，广东建工集团所属工程中，包工头拖欠临时工工资就达１０００多万元。
农民工加入工会“破题求解”
记者调查发现，在建筑行业，广东建工集团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特点对现行的工会组织模式提出了挑战。来自广东梅县的木匠师傅李长朋说，说不准在哪个工地能干多长时间，有时半年，有时几个月，有的散工“早晨提着铺盖卷来，晚上就提前铺盖卷走了”。
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建委尝试推行劳务公司制度，劳务公司先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再把他们租赁到各工地，这样民工只是不断流动，基本的管理还在劳务公司，劳动合同、各种社会保险都与劳务公司签，工会组建也就有了基础。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种模式并不成功。农民工情愿相信有一定地域缘份的包工头，而不愿意去劳务公司，目前广州的几家劳务公司生意都很惨淡。
另外，在劳务输出地区，一种在源头上组建工会的方式正在推行，如辽宁省尝试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区域合作，入会主要由输出地负责，而发生在工作中的维权由输入地的工会出面，中间的衔接就是工会会员证，农民工在当地加入工会，然后转到工作地工会。理论上这一方式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全国最大的劳务输入地，广东省的一些工会干部表示疑虑：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工分散在各工厂企业、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已经不同于“打工潮”出现初期，来源地相对集中的情况。同时，农民工手里要新增一个工会会员证，会否形成新的负担？而大范围的跨省、跨区域协调的难度也不可小视。
陈凤年说，在建筑行业，一线最艰苦、最容易出事的作业场所几乎都是临时工，如果临时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企业的发展就会出现大问题。广东建工集团正在努力探索维护临时工权益的改革办法，首先是在针对分包多、联营多的现实情况，在与包工头签定联营分包合同时，把保证发放民工工资一条写其中；其次，就是在一些下属公司进行试点，将相对固定半年以上的临时工吸收进工会组织，通过组织形式进行维权。除建筑行业外，广东省吸纳外来工加入工会的工作在近几年已大面积铺开，广东省总工会提出“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最近三年广东新建企业建会１３．３９万家，是全国同类基层工会组织的十分之一，工联会还覆盖个体户７万多家；发展会员５９０．８５万人，是全国三年新发展会员总数的八分之一。
“变形”的工会：厂长兼做工会主席
在珠三角地区，厂长兼作工会主席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采访东莞长安镇美泰玩具厂，厂长麦庆华兼任了厂里的工会主席。他说，这里大部分企业都是这么干的，工会主席要么由企业主自己当，要么委派亲属或亲信来担任。为了扩大工会的覆盖面，针对非公有制企业资方对建立工会组织的抵触情绪，珠三角的许多地市近几年大都采取了这种“折衷”方式。表面上，工会覆盖面扩大了，外来工都加入到工会组织中去，但遇到实际的劳资纠纷问题，工会的协调能力继续弱化，工会组织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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