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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四人谈(5)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为了《钟山》能首发这部《暗示》,我用电子邮件和作者来往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年6 月,我去长沙参加一个笔会,听说韩少功正在他湖南汨罗江边的八景峒乡村住所对《暗 示》作最后的修改,真是喜出望外,忙约了作家宋元带我驱车前往。从长沙出发,路远 难走,加之走岔了路,我们开了5个小时的车才到。途中经过不少小镇和村庄,离八景 峒还很远,我们停车问路,普通的村民竟然都知道他,他们称之为“韩爹”——这是当 地人对年长男性乡民的通常称呼。进山又开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一个山间水库,韩少 功的家就在水库的边上——他是属龙的,离不开水;作为一个警醒的作家,他知道更离 不开另外一些东西。这里洁净的空气、阳光、水是生命必需的;这里更有袅袅的炊烟, 青青的山峦,还有人喊马嘶、鸡飞狗跳、家长里短……总之是有自然社会人生的“众生 相”。韩少功说:“语言的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时间有任何须臾的 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生活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 丰富的具象感觉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注:《暗示•真实》,《 暗示•前言》,《暗示•极端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他是离开那个“象 ”。有“象”的思想才是有温度的,是温暖的。
  通讯地址:江苏省作协《钟山》杂志社 邮编:210000
      拼贴的印象 疲惫的中年
  余杰
  韩少功的新作《暗示》又是一本“辞典”式的文字,在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打破某 种文体习惯”和“来一点文体置换”的意愿。然而,在我看来,从《马桥词典》到《暗 示》,不仅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形式探索上的丝毫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在思想力度上 的任何开拓。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 囿于自言自语。同样是以“主题词”为核心的写作,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一 书中,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也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触 摸;而在《暗示》中,我只能发现一堆漫不经心拼贴的印象,以及由这些印象折射出来 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暗示》 扉页上韩少功的大照片是如此的一致。《暗示》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像是漫不经心的专 栏文章——因为报刊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限制,一般来说,这类文字要么是走马观花 、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眼睛》、《面容》、《遮盖》、《时 间》、《文明》这类的章节,简直就像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出 自寻根文学大师韩少功之手。更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资深文学评论家 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乃至肉麻吹捧。难道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能力和评 价标准?抑或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文坛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 配?今天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太多的类似于《暗示》这样的“皇帝的新装”。
  《暗示》中涉及最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知青生活和文革时代的回忆和 描述;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和思考。两者都是能够透视中国现今社会状况的“焦 点”与“热点”。一个有坚定的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敏锐的思想能力的知识分 子,在经历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沉思和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关照之后,完全可以在这 两个方面贡献出丰厚的文化财富和独到的思想观点来。但是,在《暗示》中我只发现了 “一无所有”。
  《暗示》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都与作者的知青生涯有关。有的文字写到了当年红卫兵 的狂热和愚昧,有的文字写到了昔日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还有的文字写到了80年代 之后知青一代的分化与困惑——有的朋友漂洋过海继续新一轮的“洋插队”,有的朋友 则成为高官富豪中的“中流砥柱”。这些文字虽然不乏真情流露之处,但大都停留在津 津有味的回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残酷历史的冷峻反思和对血腥青春的自觉忏悔。韩少 功写到了一名知青朋友老木,其人早已移居香港成为房地产大亨,却经常回大陆来,到 歌厅的豪华包厢里,一边高唱《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一边用种种花样来玩弄 三陪小姐。对此,韩少功解释说:“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 的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 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有何种政治烙印。”在作了这番看似水到渠成的解释之后,韩 少功还顺便嘲讽了那些“谈虎色变”的“右翼读书人”,认为犯不着为知青一代的“怀 旧权”而大动干戈。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韩少功嘲讽的“右翼读书人”之一,我并不认 同他的这种“二两拨千金”式的判断。诚然,老木是一名新时期新政策的受益者,他不 会放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但在他的 骨子里和心灵里,暴力的因子、等级的观念以及权力的欲望依然根深蒂固。按照我的分 析,《红太阳》显然不仅仅是韩少功所定义的一种单纯的、“没有政治烙印”的“情感 的遗物”,恰恰相反,它是那个信奉斗争和暴力的年代最深刻的文化象征物之一。《红 太阳》的重新流行,也并非如韩少功所说的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怀旧”,恰恰相反, 这一现象标识出今日中国人深重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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