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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1.批评的前理解
简言之，批评是对文本的阐释，通常阐释者在进入文本前不可能处于一种无先验理念的纯净状态，而是带有“前理解”或“前见”起步达向对文本意义的获取。所谓“前理解”在此指批评者尚未接触文本时自身已形成的知识修养、批评意识等先在观念。作家和职业批评家同为文本阐释者时，先在的身份差异已使上述诸多方面产生不同，这必然造成他们步入对文本的正式解读后各自彰显其特征。
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是批评前理解的构成要素之一，作家和职业批评家由于在文学中分工各有侧重，生活的积累和学理的涵养成为各自重心。仅以中国现代批评为例，周扬、胡风诸批评大家与积累了丰富创作体会而介入批评的鲁迅、李健吾等，批评面貌迥然不同。即便是同为京派文人的朱光潜、沈从文，文艺观无甚差别，但一位是彻头彻尾的学者，系统研习过英法文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史，长期寝馈于西方近代美学，学理研究是他的中心，整个批评实践都基植于博大隽永的美学基础之上；而沈从文则更典型地成为作家批评范型，如果说独特的人生阅历是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那丰富的写作实践经验则是他批评仰仗的最大资本。当两人一齐进入文本，从中寻觅出不同艺术瑰宝是极其自然的结果。
如果说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在其前理解的构成当中作为基础意义而在，那他对“批评”性质和价值的定位，即从事批评的批评意识则将对批评活动起决定作用。虽然批评主体不一定直接将这种意识诉诸文字，但纵观大量作家批评和职业批评文本，它们都蕴含于其中。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职业批评家是如何认识“批评”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洛夫这样解释他对《十日谈》的评论“《十日谈》的一些故事只是被用作验证的材料，之所以选择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直觉地看来主要是由叙述性的内容构成的，而不是心理性的，哲学性的或描述性的内容。”托多洛夫的假设是：每个短篇程度不一地显示了一种“抽象结构”的一部分，而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概括出这种抽象结构[10](p102)。朱光潜也“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11](p2)。两位作家也不约而同道出他们对批评的理解：王蒙认为批评“首先是评论家对作品的感受”[12](p311)；沈从文也把批评家定义为“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缜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先求了解作品，认识作品，再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来同读者谈谈”[13](p37)。职业批评家们要么从某种既有观念体系如哲学、美学、艺术理论导入批评，将批评作为一种理论的运作；要么就在具体批评中获得养分，将之升华成理论要素，让批评服膺于理论的需求。总之，批评文本背后的“意义”，包括社会的、艺术的等，根据不同的理论所需而定，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而在作家批评主体眼中，批评的基本要务便是传达对文本的艺术感受。职业批评努力穿越文本世界，探寻理论或现实的等等诸多意义为批评的价值，作家批评则苦心孤诣地感受和传达文本艺术氛围，在批评的逻辑起点上即显示了二种批评类型分道扬镳的迹象。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职业批评家凡•根特和作家王安忆在各自对《呼啸山庄》的批评文本中表现出的对批评的不同兴趣。凡•根特基于分析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象征哲学等理论，目的明确地透过文本中意象试图寻找它们与远古人类神话和仪式的联系[14](p432-456)，至于文本的原意或者其他读者读出了什么对批评家而言无关紧要。王安忆在批评伊始即凭个人经验感受到这是个“强烈的爱情故事”，同时创作经验还提醒她“爱情对一个严肃的作家是危险的”，此时王安忆似乎找到了文本的“纲目”，苦苦追索爱米莉•勃朗特如何建构这个经典爱情世界。她开始了复述文本的历程[7](p209-235)。通过各自的批评文本返观作家在进入批评之前对批评的兴趣——即其批评意识，作家批评有一种强烈的“文本情结”，他们竭力走到文本所设定的情境中去，通过对文本情境的感受、体验来最终解说文本。即作家批评重视文本的阐释和还原，强调批评者对文本自身感受的阐述，侧重批评者对作者创作轨迹的探幽。当然现代批评已彻底颠覆了文本的“作者”，需要指出的是对作家批评而言，他们其实也未必真正寻觅“作者”的文本，但在与作者同为创作中人的默契中，他们比职业批评更努力立足纯粹文本，文本即“能指”，对他们而言，感受和传达“能指”是如何呈现的过程即是批评的任务。职业批评家却把文本作为“所指”或意义的中介，文本说出了“什么”比作家津津乐道的文本“怎么说”更重要。即职业批评总是力图透过外在艺术表象进入文本背后更为纷纭的意义层面，揭开潜藏在作品中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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