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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发布时间：2005-11-11 |
作家批评大量使用“复述”文本的方式，特别在叙事作品的批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作家批评话语描述性特色的重要表现。不仅前面提及的王安忆，包括巴尔扎克、纳博科夫等大师，他们的批评过程往往是引导读者重新阅读文本的历程。实质上“复述”并非对作品原有话语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批评主体“整合”以后重新组织建构。值得拿到批评文章中的复述，是批评家与作者心心相应时刹那灵感，是在纷纭万象中发现的美的愉悦，是在惶惑迷茫之后的领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作品从外貌到神髓的把握。因而与其说是文本的复述，不如说是批评主体感受的描述，读者在批评者精选的“材料”的呈现和感受的描述过程中心领神会他们的批评观点和思想。
当然，描述性的话语并不由此成为作家批评的专利。因为批评毕竟都是面对“文学”文本，职业批评从来也不曾彻底放弃过描述性话语。只是对职业批评话语而言，描述性不最终具备对作家批评话语那样的本体性意义。即作家批评的话语所指蕴含在描述过程本身。职业批评即使“描述”，也是服务于分析，更无意于保留“描述”在作家批评话语中张力效果而把读者引入特别的批评境界，并与之交流。因此，“描述”是作家批评话语自身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是其本体性特征。如被置换，必导致作家批评话语、乃至作家批评内涵的缺失。
三、审美、个性的园地：作家批评的现代意义
通过论证，作家批评作为批评现象由来已久，作为批评类型合法存在，那么在现代批评背景下呼吁对它的正视，又有何新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呢？
由于职业批评坚持“批评一定要更加科学，或者说更加精确，更加系统化”[21](p389)，现代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科学性、技术性，抛弃人文性和审美性仿佛成为时代特有的快感。职业批评家们在20世纪制造了一个“文本中心”的美丽谎言，其实他们更钟情的是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文本不过是伏在二者脚下为之服务的奴隶，于是成就了一个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大获全胜的时代。由各种理论衍发的，甚至是与相关学科嫁接而生成的批评方法层出不穷，轮番上阵，“新理论”、“新方法”让所有的批评家敏感而激动，他们坚信掌握了理论和方法，可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地面对任何文学现象与作品。批评家们把一套套方法操作得熟练无比，就象烹调技术般可任意机械重复。他们对批评形式、批评方法、批评术语的迷恋几近使批评沦为智力操作游戏，走向极端便成了“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22](p5)，只会导致批评远离作品，远离创作和阅读经验，从而丧失审美个性、想象和创造的激情，乃至文学对生命精神自由的追求。
作家批评坚守传达艺术感受的诗意、审美等现代职业批评流放地，用自己的话语方式阐释文学。如近二十年来对《红楼梦》的批评，正被各位学者、职业批评家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而坚持关注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却使一些作家的批评新意迭出，成果不断。况且，作家批评拥有与对象主体共同的创作经历，能努力站在作者立场去感受作品，设身处地理解旁人创作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其中的艺术精神，从而赋予阐释“同情”、“理解”色彩。王蒙在亦庄亦谐的批评文字中对前辈文人周扬、丁玲文艺活动的“理解之批评”，对新近作家王安忆、陈染的接受称赞（注：参见王蒙于《读书》发表的“欲读书结”系列。），赫然不同于职业批评冷静地尽量保持与批评对象的距离以求绝对公正客观。作家批评中“我”的色彩之重，使批评笼罩在脉脉的“人”的气息之中。因而作家批评不仅为现代批评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文本的方式，更主要的是这种方式恰好弥补了现代批评或缺的审美、个性品格。基于这重意义，作家批评可以在现代批评中被赋予新的意义而更具存在价值。
固然，作家批评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诚如韦勒克指出的话语过于含混，缺乏体系性与连贯性[23](p309)，也不可能更沉潜地进行纯学理的探讨或史的研究（注：陈平原在《史家的位置》（《读书》1992年第2期）中认为，“职业的批评”具有丰富的学识、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公正的评判能力，因而文学史等学术性研究成为其主要领地。），或者其他与职业批评比较而存在的缺憾。我们呼吁对作家批评的正视，并非倡导它与职业批评的彼此取代或一分高下，而是希望两种类型携手共释文本，使文本的内涵得以最丰富的释放，如蒂博代所描绘的二者理想关系：大师批评在职业批评连续工作六个工作日后的第七天，交给读者美丽的节日服装，并把使自己青春永驻的食物——创造的热情与职业批评家们共享[1](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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