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论文分四个部分探讨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和机制创新：一、广播的困惑；二、粗放与集约；三、打破机制的桎梏；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关键词】广播；产业化；机制创新
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传媒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依靠经营的产业化，必须大搞机制的改革即创新。那么，事实上已经走向市场的广播，应如何实现它的产业化经营和机制创新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广播的困惑
传媒是产业，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共识。
1833年，美国《太阳报》诞生并公开宣称：它不仅向公众提供新闻同时提供广告。从此，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广播开始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当然，它们的产业化是通过广告为主的经营来实现的。
1889年，世界上第一个报业集团——美国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问世；1926年，世界上第一个广播集团——美国NBC呱呱落地。在中国，1993年，中国湖南广电厅提出“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思路；1999年，湖南“电广实业”上市，湖南广电资产由1993年的4亿元扩增到1999年的20亿元；2001年，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宣告成立……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传媒业已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广播是传媒，广播当然也是产业。是产业，就必须进入市场，就势必进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让我们为之愤慨，为之惊诧，为之尴尬，为之困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客观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强迫”我们的广播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爬出来时，广播的苍白和赢弱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广播都是政府(政党)宣传舆论的阵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民众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广播当然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广播的这一属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场，广播的这一属性也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然而，广播毕竟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是：过去，政府曾为广播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广播也尽其所能，将大量的新闻、文艺、教育等信息投报社会，并有数以万计的广播人为之工作。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广播的开放性和大众性，它的这些服务，这上万广播人为社会大众所提供的信息却全部是无偿的。
另一个事实是：自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等媒介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以来，即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对媒介的经济“哺乳”已逐渐减少，最后“断奶”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媒介所从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服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一方面又必须从中获取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这是媒介的尴尬，更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尴尬”①。
愤慨、惊诧也好，尴尬、困惑也罢，广播毕竟是广播，它很快从国家经济的转型中清醒过来，开始蹒跚学步，尽快地组建起自己的广告与产业，开始了对自身的开发与建设。
二、粗放与集约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赣南插队的时候，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分别由H省和Z省来的数量几乎相等的民工，肩负着为新建铁路伐取枕木的任务，同时开进了我们村。头一个月，H省的人便集全队之力，手执斧头、钢锯，披着垫肩，硬是钻进蓬蒿，蹈着荆棘，在山的深处踩出了一条小道，用肩膀将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这一个月里，Z省的民工却将人马分成了三队：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种带胶轮和“刹车”的木车。这一个月里Z省民工没从山上采下一根木头。
第二个月开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劳作，几乎每个人肩上和脚底的血泡都成了老茧。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着木车上了山。当他们将已快晾干的木头沿着新修的车道推下山时，迎来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挡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终于完成任务撤走了，可H省民工还嗨哟嗨哟在山上忙乎了一个多月。
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农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以劳动的密集来求得经济的增长，一是依靠技术的密集。经济学家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概括为“粗放”与“集约”。后来，粗放与集约又被推广到一般经济运行的方式。简言之，粗放化经营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而集约化经营则与之相对，是以效率的提高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或减少或不变。在经济运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会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变化，如劳动密集多是粗放化，技术密集多是集约化”②等等。
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必须走集约化之路。
